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注定一戰》裡的論點是：當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威脅到要取代原有的主導國時，戰爭發生的次數遠遠超過任何人的本意。在他研究的十六個案例裡，有十二個以戰爭收場。不是因為哪一方想打，而是因為一個脆弱的體系會把小事件放大成大事件。過去一個月的五條新聞，正好讓人看見這台機器在運轉。

台灣是那個扳機。中國的軍力遠遠壓過台灣，所以台灣把賭注全押在便宜、分散的武器上——飛彈、水雷、無人機、平民抵抗——目的是讓任何入侵都付出痛苦的代價；與此同時，它的彈藥、步槍、燃料和醫療物資都不夠，全面動員後備力量要花六十到九十天。艾利森拿來對照的是1914年。刺殺法蘭茲·斐迪南並沒有製造出歐洲的對抗，它只是引爆了一個早就上好膛的局面。一次封鎖、一場出了岔子的演習、海上的一次相撞、一次被讀成「來真的」的動員——任何一件都能起到同樣的作用。這是對艾利森例子的轉述，不是書裡的原話。

技術才是這場對抗真正開打的地方。中國現在提供的人工智慧，效果幾乎一樣好，成本卻只是一小部分，便宜7到12倍，而且大部分是免費給出去的，這直接壓到了支撐美國科技股的利潤，也壓到了跟這些股票綁在一起的退休帳戶。基礎設施走的是同一個路數：一個全國性的規劃，把資料中心遷到空曠的內陸，那裡有用不完的廉價水電、風電和太陽能，繞開了正在拖慢美國的電網之爭。艾利森在這裡舉的例子是1914年之前的英國和德國。德國在鋼鐵、製造業和海軍噸位上的進展，慢慢地不再像商業行為，而開始像軍事行為。危險的不是人工智慧，危險的是那種習慣：把對方的每一次進展，都讀成自己的一次損失。

接著，較量開始帶上脅迫的性質。中國的反擊手段很大：它可以再一次切斷稀土出口，那會讓美國的晶片、國防和人工智慧工廠計畫全部癱瘓。艾利森最讓人不舒服的一個案例，是1941年的美國和日本。美國對關鍵物資的限制，讓東京相信再等下去只會更弱，於是日本的領導層選擇了一場災難性的豪賭，而不是緩慢的衰落。沒有人應該把這讀成在預言下一次珍珠港。要讀的是另一件事：當被制裁的一方認定這些制裁存在的目的就是阻止它崛起時，制裁會帶來什麼。

這場對抗已經溢出東亞了。中國悄悄給了伊朗300到400枚新的肩射防空飛彈，無論其中每一個作戰細節是否都站得住腳，這個形狀是熟悉的：透過支持第三國來抬高美國行動的成本，同時從不與美國正面相撞。這就是冷戰的模式——武器、技術、同盟和代理人，靠雙方都心照不宣的管道和非正式規則，把事情控制在直接戰爭之外。

最難的部分在國內。美國交出了自己的工廠，也交出了那種一份收入就能買下一棟房子的工作。贏家手裡有資產，帳面上更富了；輸家拿到了便宜的商品，卻失去了穩定又體面的工作。正是這份怨氣，讓妥協幾乎不可能。一位與北京談判的美國總統，要管理的不只是中國的實力，他還要面對那些把中國的崛起和自己家鄉的空心化聯繫在一起的選民。艾利森的結論就是從這裡來的：避免這場戰爭，靠的不只是外交。它需要一套足夠好的國內經濟政策，好到讓中國的每一次成功，不再被讀成美國的一次失敗。